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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律师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来源:宁夏律师协会 发布时间:2013/7/26 16:47:54 阅读20187次

摘 要

我国律师业自1979年得以恢复以来,经过了三十余年的风雨历程,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行体制下律师业从整体上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通过对我国目前律师业现状的分析研究,找出问题症结及成因所在,提出相应的对策,既是全体职业律师责任、使命所在,也是每个业内人士良知、追求使然。笔者从业内人士之视角选题撰文,请同仁们赐教。

关键词  律师业 现状 问题及成因  对策

序言我国律师业目前不能适应经济和法律服务市场需求形势。诸如管理体制、服务水平、执业经律、职业道德、规划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那么,我国律师业目前现状如何?问题存在的症结及成因何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将是笔者选题撰文的目的所在。愚者管见,立等雅取;瞽言刍议,伏待斧钺。

一、目前我国律师业的现状

(一)律师队伍数量不断增加,专业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参政议政意识初露端倪。

1、自1993年以来,我国注册律师逐年增加。目前,注册的律师已突破22万人。其中专职律师达18万余人,兼职律师1万余人,公职律师近5000人,公司律师1600多人,法律援助律师5000多人,军队律师1600余人。

2、律师队伍中现有博士2300余名,占律师总数1.2%;硕士研究生27000余人,占律师总数13.9%;法律本科学历近13万人,占律师总数64%;非法律本科2355人,占律师总数1.2%;掌握外语的54000余人,占律师总数的27.5%。律师人员专业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3、律师人员政治成分:现有律师队伍中,中共党员54000余人,占全体律师总数的27.2%;民主党派7000余人,占全体律师总数的3.6%,各级人大代表1000余人,占全体律师总数的0.5%;各级政协委员3000余人,占全体律师总数的1.5%。表明律师参政议政意识初露端倪。

(二)律师执业机构有所增加且形成了多种形式并存的格局

1、我国律师执业结构已从1981年的2023家发展到现在的1.8万家左右。其中普通合伙所13000余家,占总数的75.7%;特殊合伙所26家,占总数的0.15%;个人所近3000家,占总数的15.7%;国资所近1400家,占总数的8.5%。国资所不再是一统天下,而合伙所已占据主流地位。

2、律师事务所规模:100人以上的大所55家;51-99人的所240家;31-49人的所709家;30人以下的所达1.6万多家。充分表明我国目前律师事务所绝大多数仍处于微小状态。

3、分所设立情况 :外省区市分所485家,外省地市分所617家,境外分所29家。另外,外国律师驻华代表170余家。

(三)业务及收费极不平衡而且差距悬殊

1、业务情况:‘十一五’期间,全国律师代理诉讼1000万件,办理非诉讼事务500万件,担任法律顾问37万家,法律援助100万件。2012年度统计表明,全国律师共办理诉讼事务近1000万件;非诉讼事务600余万件。

2、收费情况:2012年统计全国律师业务总收入90亿元左右,人均收入7万元,平均每件收费1000元。

(四)律师分布极不平衡

目前,我国律师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开放城市及国内大中城市。西部贫困地区律师极其贫乏。其中万名律师以上的诸如北京、广东。不足千人的有青海、西藏。西部十二省律师资源严重缺乏。其中无律师或律师人才十分短缺市(县)达241个。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一)律师社会地位尚未真正提高,社会对律师职能作用的认识仍然不足。

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律师的地位首先取决于对律师法律性质的定位。而对律师性质的定位历经了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所规定的“国家法律工作者”;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的“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确定的“社会中介组织”;200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重新确定的“依法取得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指派,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人员”。我国律师的法律定位沿着“国家法律工作者”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再到“社会中介组织”,又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的身份几经嬗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律师职业性质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

2008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律师作出了“五者”定位即“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服务者,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公平正义的保障者,社会和谐稳定的促进者”。此“五者”算是对现行律师性质的政治性定位,但非法律定位。因此,我国律师的性质及其应有的地位目前尚未取得法律层面的定位。社会公众对律师的性质及应有地位仍然不甚了解。

律师制度又是国家司法制度有机组成部分。美国《律师执业行为示范规则》序言中指出:“律师是客户的代理人,是法律制度的职员,是对司法质量有着特殊责任的公民”,日本“律师要维护司法人权”,“律师为在野法曹即非政府的司法人员”。德国“律师是独立的司法人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律师执业的价值追求。在西方,律师业是公众事业,而在我国大有朝个体方向发展趋势。

4、在我国,律师应当与公、检、法共同成为法治运行小轿车上的四个轮子,但事实上,公检法独揽司法大权,使我国法治运行的小轿车成为三轮车。律师仅为刻饰在该三轮车上的图钉而已。

我国律师业内有关提高地位的呼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公众对律师职能的认识偏见也从来没人出面纠正过。国家或社会也从来没有对律师作出正面的个人定位,行业定位、专业定位、还有功能定位和服务定位等。我国律师得不到社会公众理解认可,这才是我国律师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羁拌。各国律师的地位并不一致,但其他任何国家中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律师是执法者,而我国仅仅规定律师是服务者。强调服务被动性却忽略了执法能动性,使律师国家社会法律工作者的地位明显下降。

5、在当代官僚体制下的封闭性使律师从政不过是一种被动的点缀或选秀,与真正意义上的有着文化与制度支撑的律师主动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乃至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到行政官员直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有着天壤之别。如今律师行业不能在政治或法制市场舞台上大有作为,与私企别无二致。

(二)律师立法滞后,与国际接轨差距甚远。

我国律师立法,除现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外,还有司法部的各项部颁规章,两院相关司法解释,律协规范性文件,国务院部委职能部门颁布的规章及地方性法律、法规等制度性文件。从数量和适用地域范围看,基本上覆盖了律师执业活动及管理所涉及的主要领域、主要过程及主要环节,但与国际律师权利义务没有接轨。从根本上达不到国际律师法制文明要求。在国际社会中难以体现和发挥出中国律师的职能性作用。当然,这是由我国现有司法制度和律师立法所决定的。在我国弥补律师立法缺陷,完善国家司法制度并非短期内所能完成,非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能奏效。我们只能立足现实,着眼长远。

(三)律师事务所规模偏小,分布失衡,两极分化,国际竞争力弱势。

1、我国律师现有规模还无法与国外律师匹敌。

与国际法律服务业相比,无论在规模、素质、专业分工或管理方面存在差距。从数量上看,巴黎每300人中有1名律师;美国有100人中有1名律师;而我国律师数量最多的北京也在2000人中只有1名律师。且从规模上看,百人以上大所为数不多,且大多数处于传统式。而在我国设有代表机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有100余家。国外100人以上的律师事务所超过1000家。目前,全球排名前50强的律师事务所平均800人;前10名的律师事务所平均1300人;全球最大的律师事务所4000人以上。年收入10亿美元以上的律师事务所20家。国外一些大型、超大型律师事务所从1998年以来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兼并收购,已经打造出一批批律师业航母。而我国涉外律师奇缺,涉外业务领域侠小,在国外设立律师事务所只是一种奢望而已。可以说国外律师业与中国律师业有着大海航舰与浅滩浆船的差距。也可以说,中国律师国际竞争力是极其微弱的。

2、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目前,从业务收入看,北京最高,人均26万元以上;上海人均20万元以上;江、浙7万元以上;广东5万元以上,而有些省份不足1万元,甚至更少。差距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320%的律师承担了80%的业务和案源,余下的20%的法律服务市场则由80%的律师分享和竞争。由于80%的市场已被20%的律师分食后,80%的律师为了生存和发展只有竞争的20%的法律服务市场。可想而知,竞争程度是何等惨烈啊!

(四)律师事务所多种形式并存,行业管理不到位,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

1、我国律师自从结束了国资所一统天下的局面后,合伙所、合作所、个人所及股份制形式的多种形式的律师事务所应运而生。自为一体,各显神通。同时在律师界也出现了‘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局面。

2、从目前总的情况看,具有个体性质的合伙所已成为律师业的主流。难怪律师作为国家或社会法律工作者的应有地位整体性下降,被社会普遍认为是个体自由职业者。峻山之大,必有奇兽,森林之大,必有异鸟。律师事务所形式多样,各具特色,必然会造成管理上的不便。

3、由于没有统一的律师事务所模式,给行业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这与世界各国的律师管理大相径庭。服务与管理水平滞后。西方发达国家律师业普遍实行自治管理。律师管理在不断向行业化方向发展,自治程度不断加强。各国律师协会普遍通过制度行业规范。从完善律师资格考试,严格律师纪律惩戒等方面人手着力提高律师的执业水平,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律师管理模式。而我国的律师管理从原来的单一的司法行政管理向司法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过渡,实际上还是司法行政说了算。律师协会难以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所规定的维权职责,在“两结合”管理下,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及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真正的行业管理为期仍很遥远。

现行管理体制下,法律服务程序混乱。主要表现在该管的不管或管不好,不该管的乱管。造成了政府管理的缺失和行业组织管理的缺位,甚至导致‘两不管’的空档。

4、目前我国法律服务市场充斥着许多假冒伪劣的执业现象。有人假冒律师名义擅自承办法律事务,私自收费,偷税逃税,扰乱正常的法律服务市场秩序,也损害了作为法律服务业主体的律师形象。

5、我国律师事务所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缺乏凝聚力,内部管理混乱的情况普遍存在。‘散’、‘乱’、‘差’状况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律师以个人办案为主,单打独斗突出,品牌意识淡薄。这与国外律师事务所管理模式下的内部运行机制及律师团队精神观念迥然不同。目前,国际性律师事务所逐步争取公司化经营管理模式,强化团队合作精神,注重发挥主体作战优势,业务覆盖而全方位展开。在开拓市场与发展客户关系,律师专业培训,信息技术保险方面都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机制。许多所对新律师灌输的理念是“律师事务所是一个冠军团队,而不是由冠军组成的团队”。他们所发展的战略理念是建立和维护好良好的客户关系,提供出色的客户服务,在以精湛的执业技术处理复杂的法律事务,意图为客户着想,维护客户利益。对收费的管理也较严格,由专门机构收费。承办的合伙人审核,再由财务部门统一向客户收取并建有严格的计费审查制度,以此对外促使该所服务信誉与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对律师执业水平和工作效率进行有效监督。我国律师事务所内部缺乏这样的运行机制。

(五)律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竞争力极弱。

1、据统计,我国现有硕士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律师3万左右,而懂外语的律师不足6万人,能熟练使用外语提供涉外法律服务、从事国际法律事务的律师不足3万人。

2、现有涉外律师知识结构单一,外语攻关能力不强,从事国际新兴法律业务领域的经验不足。而国外律师事务所通常由各国合伙人、各国律师、各国分支机构组成。丰富的各国文化资源大大促进了其国际化发展。而我国律师事务所压根就没有这样的国际竞争优势。

3、新形势下,由于业内竞争加剧,我国律师服务市场必将细分,律师事务所贫富悬殊,导致两极分化。而那些万金油式的传统型的律师只能存在于低端的法律服务市场,高端的业务领域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相当一些律师事务所或律师个人自然淘汰乃为必然。

4、从总体上并没有实现专业分工与协作。

专业化分工是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律服务业的必然要求。凡大型律师事务所内部应该依照法律门类设置各个部门,象美国世达律师事务就按照执业领域分为反垄断,公司融资、企业并购、环保、知识产权,不动产、税务等40余个部门。对一起复杂的法律事务由多个部门的律师共同分工配合完成。与在高度分工基础上所形成的综合性大所相比,小所更强调专业特色,业务范围往往限定于某一领域。在纽约就有仅十几名律师专门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所。而在我国自1990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际交往的增加,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专门从事或主要从事证券、金融、外商投资、房地产等业务的专业化律师所出现并增加,不少综合性较强的律师事务所也按照专业化的要求建立了专业部门,但仍未普遍形成或达到一定规模和档次。整体化、规模化道路仍任重而道远。

5、我国律师单从数量看是覆盖了全国各地,也基本进入了各个行业领域。但法律服务市场竞争的无序化严重地影响并制约着律师业内竞争。经注册的律师虽然突破了22万人,但这并不等于面向法律服务市场从事法律服务的只有22万余人。事实上,还有的非律师人员数倍于律师人数。目前,我国还有630家高校院系,在校学生100万余人。每年有几十万法学毕业生;每年还有40万司法考试大学,约3万人通过司法考试。中外,还有公、检、法、行政部门退休的人员数万人。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完成自学高等教育的人员500余万。还有那些通过自学、培训、工作等渠道掌握了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上百万。这么多的非律师人员都与区区22万余律师争食同一块法律服务市这块蛋糕。律师之间要竞争,律师与非律师要竞争。律师业整体与公权力的竞争同时存在而且秩序混乱。

(六)律师权利过于受限而且难以保障。

这集中体现在刑事辩护领域。除人人皆知的‘老三难’问题即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至今未从根本上解决外,又出现了新的三难即取保难、取证难、维权难。

1、取保难。《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本条是关于取保候审的概括性规定。据此,取保候审只是公、检、法三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缴纳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并出具保证书,保证其不逃跑或妨碍侦查,起诉或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取保候审的适用权为司法机关。律师和其它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均无此项权力。司法机关均有权因情择保,而律师仅仅可以代为申请,没有直接的申请权。加之法律条文本身就很概括,缺少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办理这项业务真难。

2、取证权。与调查权一样,形同虚设。律师除《律师法》第31条所规定的被动调查权外,还有《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那么,律师向检、法两院提出了取证申请而检,法两院不去收集调取证据时怎么办?律师要取证遭遇检、法两院不许可时又该怎么办?显然,现行律师取证权充其量也只是一项形式上的申请权和被许可权而已。律师办案中取证是十分艰难的!

3、维权难。我国的律师的人身安全毫无法律保障。目前有关律师唯一的执业权利保障性规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条:“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那么,律师的执业权利应由谁来保护?怎样保护?对应当保护而以不作为的方式不进行保护的行为如何追责?对侵害律师的行为如何处罚?由于没有相应对举措,使真正受到侵害的律师缺乏人身及执业权利保障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只规定了律师只能怎样的义务却无相应的应有怎样的权利。何况弹性较大,幅度也很宽泛。实践中难以掌握操作。给律师带来的灾难时有发生。至今,已有几十名律师因此而入陷,获罪领刑者不也大有人在。而这种事在国外是没有的。早在1990年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赋予了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民事和刑事豁免权。很多法治国家甚至规定了“证人作证不得自陷其罪”的原则。何况律师是为他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专业人员,岂可随意归罪?

(七)律师的执业环境不良。

1、我国立法和执法上还有很多根本性的缺陷和问题。立法未臻完善,许多社会领域仍然无法可依。行政执法缺乏程序约束,随意性很大。非法行政,越权行政的现象时有发生。司法尚未独立,部分司法人员素质低下,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司法不公现象普遍存在。国家整体法治水平尚待提高。社会法律意识尚待加强。

2、律师执业中往往得不到部分司法人员,政府公务人员的应有尊重。官本位思想未从根本上消除。警官、检察官、法官都带着一个‘官’字,受人崇敬、攀附或仰视。而律师无‘官’可居,无势可凭,总是受官老爷们小觑。律师们在他们面前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这些大权独揽的官员作出损害当事人权益之行为。

3、许多司法官员腐败案件,社会舆论往往把司法官员落马归责于律师,认为是律师把这些官员拉下了马。故而,律师也难逃为落马官员背黑锅的厄运。污水往往会溅到律师的身上。让律师不得不防,防不胜防啊!

4、限制律师正常执业,甚至打击,迫害律师的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年来,迫害律师达到了登峰造极,律师们大都不敢也不愿接受刑事辩护案件,导致全国范围内刑事辩护业务大幅度地滑坡。迫害律师,恰恰在国外是不存在的,而在我国屡见不鲜。

(八)税费负担过重,制约着律师业正常发展。

我国律师一面苦恼于搜寻案源的困难和律师收费标准的低下,还要设法应付各种各目的税费负担。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刚刚起步的律师业免税照顾,使律师在经济上得到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自1990年始,全国各地普遍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开征营业税和所得税。有些地方还开征了印花税,城建税,教育附加税等。累计超过了律师所收入的50%左右。一些律师,律师事务所喘不过气来。税务局既对律师个人征收5%45%个人所得税,又对律师事务所征收3%的企业所得税。在此双重征税下,许多律师深感税费负担过重,尤其是许多青年律师难以生存,谈不到发展。而西方各国仅对律师开征相对较低的个人所得税而不同时开征法人所得税。律师承担的费用也仅限于律师协会收取的象征性会费。因而律师收入的绝大多数归律师个人所有。为了解决合伙制的无限责任和律师事务所有巨大生存压力,美国律师继续享有免除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条件。而我国律师不但被税费困扰,还要被司法行政机关按收入收取管理费。加上各级律师协会的会费和各种各样的摊派往往比同级税务部门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税费制度不仅与国际惯例相悖,而且压制了律师常态化积极发展。为了生存,律师偷税逃费油然而生。律师业内瞒产私分,化光用尽,最终导致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恶果发生。

(九)律师职业道德滑坡,公众评价不良。

律师应当是一种相对独立而尊贵的职业,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欧美国家律师不但有着丰厚的收入,而且其将与法官一样代表着的法律正义,肩负着维护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当代中国律师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肩负起这项使命。有些律师唯利是图,帮富不帮贫。他们所关注的只是收益多少。在不良环境里失去信念,放弃操守。将全部注意力投注入案源的多寡、官司的输赢和收费的高低上。有些律师随意承诺以求把案子接到手里,有意迎合当事人的不正当诉求。自称有关系,有路子,有熟人。有些律师自吹自擂,自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无所不为。案子一旦到手就很难找到其人。有些律师在不同律师事务所之间甚至同一律师事务所之间相互拆台,相互贬低,相互毁损。一些律师在一件又一件司法勾兑事件或一些短期致富行为之后声誉扫地。整个律师业也深受负面影响。目前,相当一些律师成了名符其实的商人。法学家江平早在谈中国律师业的现状时称律师道德趋向哀落。指出“中国律师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为金钱所诱惑,从事律师职业,却以发财为目的。甚至有些律师本身已不专门做律师了,一旦有钱,就马上开公司,就跟商人结合起来了,完全走商业化道路,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律师试图靠法律方面的知识垄断而经商,这太可怕了。”律师一旦成了商人,其本应贯穿灵魂始终的公平正义早已被金钱洗化甚至代替。职业道德在金钱面前不复存在了。美国著名的律师吉尔顿早于1875年在美国律师协会首次会议上就说过:“如果律师事务所仅仅变成了一种挣钱的方法,一种尽可能方便而又一甘冒任何风险的挣钱方法,那么律师就坠落了。如果律师事务所仅仅是一个试图打赢官司并通过向司法机关走后门而打赢官司的机构,那么这一机构不仅坠落而且腐败了”。我国现在的律师很少有正义感,时有浮夸甚至平庸化、商业化、自由化现象突出。社会公众总体评价欠佳。

(十)律师文化建设滞后。

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基本象征,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沉积、总结、凝聚。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并取得发展的基础与支撑力量,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灵魂。律师业作为社会当中一个职业群体,其律师文化乃律师职业群体的精神支柱与生命。而提升律师文化内涵,创建中国律师文化成为当务之急。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律师文化建设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

1、对律师文化认识不到位。

对律师文化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是造成我国律师文化建设滞后的主要因素。目前,大部分律师事务所对拓展业务领域较为重视,对经济效益也很关注,但是忽略了律师事务所的文化建设,没有认识到律师文化建设会带来的社会效益。对律师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大多律师整天忙于寻找案源及发展业务,根本无暇顾及律师文化的探索和研讨。

2、律师文化建设是提升律师素质的支撑力量。但在我国由于受到长期缺乏这种支撑力量的影响,致使律师的业务素质不能得到很好地提升。与社会的发展要求难以适应。律师队伍业普遍重业务而轻素质,服务意识与诚信观念较为淡漠。

3、对律师文化建设管理空白。律师群体所组织的行业协会在文化建设管理方面苍白无力,发挥不了应有的指导作用。律师行业的管理规程得不到应有的落实。行业的主管部门只注重具体业务管理,却忽视了对律师业务素质的培养。在律师文化建设的具体规划方面较为贫乏。律师队伍内部的合作意识差,对于塑造整体形象方面观念认识不足。

4、律师文化是一种从属于社会制度文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律师这一职业群体在长期的发展与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行业文化。我国的律师文化是全体律师在长期的法律实践当中被广大律师共同认可及遵循的价值观与职业规范等一类社会意识的总称,它由律师群体文化、律师集体文化及律师个体文化组成。目前,我国律师业内,既没有形成应有的律师群体和律师事务所集体文化体系,也未形成独特的律师个体文化支脉,使我国律师事业缺少文化根基,既没有传统优秀文化底蕴传承,又无世界律师文化优秀成果的吸收。律师业精神支柱不立,律师业生命何依支撑?

三、对策分析

(一)完善律师法,对律师的性质重新作出科学的定位

1、将2008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第十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律师作出的“五者”定位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室于2010917转发中办国办(201030号《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所规定的律师、律师制度定位和发展方向上升到法律,确定律师应有的法律地位。

2、必须加强律师执业权利的基本理论研究,探索出一条律师参政议政参与国家及社会事务管理活动的新路子,制定出一些与司法、行政交流职业互换制度。

3、改“律师可以从事以下业务……”为“以下业务应由律师从事……”,使律师真正成为法律服务市场的主体。同时规范管理,消除那些与律师分食法律服务市场的非律师杂牌军,给律师更大的服务空间和更加广阔的服务平台,提升律师业整体经济实力,着实提高律师应有的经济地位。

4、逐步实现与国际法律服务市场对接,与我国承认的世界各国及国际法接轨,让中国律师尽早介入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熟知国外法律,掌握世界法律动向,成为我国法律国际化先锋队。

(二)应当打造属于中国律师自己的航母。

走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之路。应该结束律师业跑马圈地向攻城略地的过度。早日完成主攻国外法律服务市场的战略转型。中国政府及国人已成世界经济市场的主要成员,律师当然应当成为世界经济市场主要成员的服务者。

(三)采取优存劣汰将不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不符我国国情的律师事务所削减,培养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律师事务所。

1、将现存国资所、公职律师纳入国家管理,为政府提供专门服务。将合伙所纳入社会事业管理,为社会各界及全体公民提供综合法律服务。取消个人,合作以及其它形式的律师所。形成两种模式的律师事务所并行发展的格局。这样既解决了政府垄断社会律师服务资源的问题,又解决了公众律师随意被政府占用的问题。同时,给两种形式的律师正当竞争提供相同的平台,使两种形式的律师事务所赢在相同的起跑线上。

2、逐步实现行业自治,成立全国律师公会,各地成立律师公会领导下的行业协会。律师公会接受司法行政部门业务指导的同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报告工作。

3、各地律师自治组织内设专门的监察机场,对假冒伪劣扰乱法律服务市场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并交司法行政部门处理,以净化法律服务市场,保证律师队伍的纯结性。

4、规范律师事务所管理,设立管理委员会,下设财务委员会,业务指导监督委员会,执业纪律委员会,律师文化规划发展委员会及其它专门性委员会。实行在行政主任领导下的各委员会主任责任制。使律师事务所走向民主决策,集体领导、分层管理、共防风险之路。

(四)利用国家律师学院的职能优势,加大律师培训力度,提高律师业整体素质,拓展国际法律服务领域,提高国际法律市场竞争力。

1、把好律师准入关,提高律师准入门槛,把那些不适合从事律师的人员拒之律师业大门之外。不论司考分数多高,只要品行不端,从业动机不良,心态不正常的都不准执业。另外,对公、检、法及行政机关辞职而从事律师的人员一定要求其提供尽职报告,如涉嫌道德、生活作风、渎职或违纪问题概不接受,尤其对从来没有到过公益性岗位工作的人员责令其补课。

2、利用现有630家法律高校或院系资源优势开设涉外律师专业,全向全国招生,培养外语,国际法律复合型人才;通过本硕博一站式与国外法律院校联合培养国际高端法律服务专业人才。到2020年全国实现小康之时,我国会完全拥有一支自己的拥有国际高端法律服务专业队伍。到那时,也能真正实现与国际律师接轨。中国律师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里必将占有本应发挥作用的属于自己的席位。

3、在现有较大综合律师事务所内部依法设置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配置相应专业的律师。中小型律师事务所朝专业性方向发展,突出自己某一服务领域内的特色,以适应社会经济不同层次和主体的要求,共同朝集体化、更大规模目标发展。

4、整合现在律师资源,政府根据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需求决定公职律师的规模、岗位、服务范围及发展目标;由律师公会领导下的各地律师协会根据社会法律的各领域需求发展律师业务。形成公平竞争的机制。淘汰不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和法治建设需求单一性合作或个人律师事务所。宁缺勿滥,对非律师人员采取有效的制约手段,保障律师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五)建立全国律师公会领导下地方各级律师自治组织维权机制。

1、建立解决法律冲突的协调机制。将维护权律师权利,实施律师发展规划,完成律师全面改革转型作为各地律师协会的职责核心。由全国律师公会与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勾通,交流并协调,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之间的矛盾冲突,协调好法律条款的一致性。减少对律师执业的限制和歧视,确立律师与司法、行政官员之间的常态化关系,将律师维权纳入党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大局,从根本上保障律师事业健康有序,引导社会对律师的信任,树立起中国律师的整体形象。取消地方性法规对律师执业的不利条款,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所没有规定的相应的救济途径,防止法律间的打架,从根本上消除律师执业中的矛盾。

2、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转换及准入机制。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制度,促进优秀律师向法官、检察官转化。同时发挥律师参政议政的自身优势作用,打开律师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通道,彻底消除民众或司法,行政官员对律师的偏见和岐视。

3、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努力实现控辩双方力量的真正平衡。

4、对律师执业豁免权应当规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使我国律师执业无后顾之忧。这项权利作为国际惯例,我国高层领导或法律界不是闻所未闻,而是置若闻。这项权利也是律师与司法官、行政官员权利博奕中至今一个心照不宣的症结。在世界法治文明成果尚未被国内律师享有的前提下,相信任何一名律师都不愿意放弃这项权利的抗争。一旦有了这项权利,中国律师权利就算真正有了法律的保障。

(六)坚决打击司法勾兑,净化律师执业环境。

由国家权力机关成立专案领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查处一批司法勾兑案件,凡涉嫌腐败,有损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官员,政府要员或任何律师,依法追责。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清除司法、行政或律师队伍的坚决清除,绝不手软。发现一件查处一件,发现一串,连窝端起。在积累和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长期有效地预防和惩罚机制。让司法勾兑者丧失生存的土壤,不给他们提供或创造勾兑的时间机会条件,让司法勾兑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全体司法行政官员及所有的执业律师提供警示教育的素材。从根本上遏制司法腐败才能净化并还原律师执业环境

(七)规制税费,向律师只开征相对较低的个人所得税,免除企业所得税,完全取消司法行政部门所定的管理费,降低律师会费标准,鼓励支持我国律师业常态化积极发展

(八)建立律师职业道德评估和诚信考核体系,提升律师业整体职业道德,树立律师良好形象。

各地律师协会设立职业道德评估和诚信考核机构,从执业准入至执业全程全方位地监控每个律师道德状况。首先对人品不良或行为不端或人格欠缺的申请执业人员严禁准入;其次对已执业律师一旦发现违纪违法或道德不良倾向立即启动查处预案,跟踪监管。将律师不良行为消灭在始发展阶段;再次对确有执业不良行为的律师一经查明即可惩戒。把对律师职业道德评估和诚信考核作为律师执业的综合考核的核心,律师业道德普遍滑坡现象会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和改观。

(九)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国外律师文化文明成果,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品牌。

1、通过对国家、民族、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或吸收世界各国律师文化‘文明成果’,将律师事务所的文化模式打上属于自己人格的烙印,能突出反映出属于自己、富有特色的办所理念,精神内涵,办所目标,应有作风和立所之本等主题。

2、塑造出具有本所特色的文化。首先要规范化管理、科学化运作、民主化决策、集体化领导、专业化分工、一体化服务;其次强化风险防范和避免意识,规制律师言行举止。再次突出服务特色,打造卓越的律师事务所的品。

参考文献:

12012年中国法制出版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规汇编》。

2、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版中(英)文版《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

32010年《中国律师》第一期魏新峰《律师事务所开展公益法务的价值与方式》。

42011年《中国律师》第3期邱志虹的《从讼师到律师》。

52011年《南方周末》邓志滨《我们为什么需要律师》。

62010年西南政法大学卢晓鹏《律师职业的困境与出路》。

7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程昌虹《律师职业实践中的道德困境探讨》。

82011年《法制日报》林育均《优秀律师必须在政治上坚定》。

92012年《法制日报》聂潍《中国律师百年的历史与未来》。

102012年杜春《律师工作改革发展的若干问题》。 

 宁夏信用律师事务所:孔令彪 李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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